探秘数千年文明密码｜2025年，“人文安阳”系列讲座邀您共赴文化寻根之旅

【为什么每个中国人都该了解安阳？】 这里埋藏着汉字的起源——甲骨文在此破土重生； 这里矗立着青铜文明的巅峰——殷墟遗址震撼世界； 这里流淌着运河文明的记忆——隋唐大运河贯通南北； 这里更见证了曹操“对酒当歌”的豪情，周易八卦的玄妙智慧…… 2025年，“人文安阳”系列讲座重磅启幕！12场文化盛宴，12次穿越时空的对话，带您系统解锁这座“中华文明基因库”的千年密码。【顶尖学者领航：与文明守护者面对面】系列讲座由安阳市文物局倾力打造，集结全市顶尖文博专家团队。首讲嘉宾李晓阳局长以《安阳历史综述》点燃文化火炬后，每月将由不同领域权威学者接棒：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建专家等，带您探源安阳华夏文化的初光、见证殷商大邑商的繁盛、揭秘曹操高陵陵墓密码、解构邺城“中轴对称”的都城范式、体验彰德老城的古城风味……【12场主题巡礼：月月解锁文明新维度】 1月｜文明总纲：《安阳历史综述》 2月｜史前之光：《漳淇之间：追迹史前安阳》 3月｜青铜史诗4月｜汉代印迹5月｜北朝记忆 …… 每月一场，形成系统化知识图谱。【参与指南】时间：2025年1月-12月地点：安阳博物馆二楼报告厅（现场席位限300人）报名方式：关注“文博安阳”“考古安阳”“安阳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官方网站，获取每月讲座信息。【我们期待这样的您】 ✓ 渴望系统认知中华文明源流的求知者 ✓ 痴迷考古发现与文化密码的探索者 ✓ 计划带孩子开展文化启蒙的家长 ✓ 致力于文旅融合创新的从业者【文明传承需要每一个你】 当甲骨文的刻痕遇见现代人的目光，当沉寂的遗址响起当代的足音，这正是文化血脉的延续。2025，让我们在“人文安阳”的讲堂相遇，共同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文明对话录。 结语：从小南海一块石头磨过，到殷墟甲骨惊天下，到今日文明薪火传。这不仅仅是一场讲座，更是一次跨万年的文明接力。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解码人，都是文化的传灯者。 

“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三讲《考古资料背后的妇好其人》成功举行

“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三讲《考古资料背后的妇好其人》成功举办 2026年正值妇好墓发掘50周年，且7月13日又逢殷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周年。7月12日下午，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博物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阳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三讲在安阳博物馆报告厅圆满举办。本次讲座邀请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讲席教授唐际根主讲。讲座以考古资料与甲骨学前沿研究为依托，全方位复原立体、鲜活的妇好形象。讲座开篇分享妇好相关甲骨文研究成果，为研究妇好身份、活动及商代社会提供了更完备的文字支撑。随后，唐际根教授系统阐释妇好墓考古资料整理脉络，以墓葬符号系统、随葬品组合、墓室布局为研究线索，重点解读司母辛、亚弜（jiàng）、亚其三类青铜器铭文，通过铭文铸造位置、器物出土数量、组合特征等考古信息，科学推演赠器者与墓主妇好的亲属关系、身份等级及政治关联，并对妇好卣（yǒu）等典型器物进行专项解读，以实物证据构建妇好墓礼制与社会关系网络。“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四讲将于2026年8月举行，相关信息将通过“文博安阳”“考古安阳”“安阳博物馆”公众号、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官方网站等渠道及时发布，敬请关注。

讲座纪要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二讲：《千古贤令西门豹——治邺传奇与历史回响》

2026年5月16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阳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安阳博物馆联合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二讲在安阳博物馆报告厅顺利举行。此次讲座由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牛晓旭担任主讲，以西门豹治邺为核心，系统梳理了其时代背景、人物特质、历史功绩、后世影响与形象演变，带领现场听众领略了西门豹的传奇人生与治理智慧。主讲人简介牛晓旭，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硕士、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曾参与和主持多项社科项目，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项，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项目1项，河北省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河北省科协重点学会特色学术研究项目1项，安阳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等。参与编撰学术著作3部，其中1部获奖。在《宋史研究论丛》《中国史研究动态》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其中1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一、西门豹时代——巫风炽盛，漳河为患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宣告了春秋时代的终结和战国时代的开启。西门豹作为魏文侯“三杰”（李悝、吴起、西门豹）之一活跃于魏国崛起时期。战国初期，魏文侯秉持励精图治、礼贤下士的治国理念，大力推行富国强兵举措，推动魏国迅速发展成为战国初期强盛的诸侯国之一。邺城是魏国境内至关重要的战略重镇，核心区域位于今河北邯郸临漳县西南，南与河南安阳相毗邻，两地隔漳河相望,共同承载着厚重的邺文化底蕴。从地缘格局来看，邺城是中原与河北的交通枢纽，素有“河内之冲、河北咽喉”之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更是魏国北部边防不可或缺的战略屏障。漳河旱时缺水、涝时洪水泛滥。加之当地巫风炽盛，三老与巫祝勾结，借“河伯娶妇”之名搜刮民财，残害无辜少女，导致百姓惶恐不安。天灾与人祸交织，使得大量人口被迫逃亡，导致邺地出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以故城中益空无人，又困贫”的局面。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地缘局势与恶劣的生存环境，共同构成了西门豹治邺时的社会环境。二、西门豹其人——性急佩韦，智勇兼资西门豹是战国初期魏国人，生卒不详，故里位于今山西运城盐湖区安邑一带。公元前422年，西门豹赴邺任邺令，正式开启对邺地的治理。其个人品性与施政智慧，可通过“佩韦制怒”与“封剑启智”两大核心特质概括，二者分别对应其内修心性与外治政务的成长与蜕变，呈现出其智勇兼资与刚柔并济的人格特质。“佩韦制怒”出自《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是西门豹修养身心、克制心性的核心方式。西门豹为矫正性急缺陷，时常随身佩戴牛皮腰带，处事急躁、心生怒意时便抚摸或拉动韦带以平复心绪，自我警醒，提醒自己待人处事要宽和柔韧、收敛脾性、管控情绪。“封剑启智”是后人概括的西门豹施政理念革新的核心蜕变，标志其治理思维的根本转变。西门豹出身武将，早年行事刚猛、依恃武力，凭血气之勇解决问题。出任邺令后，深刻认识到战场杀敌与地方治理的不同，深谙“马上能得天下，不能治天下”的道理，主动封存刀剑、收敛锋芒，转而用理性与智慧处理政务，逐步实现了从“以力服人”到“以理服人”的蜕变。综合来看，西门豹人格特质与为官素养特色鲜明，实现了内外兼修的统一。其一，性急但能自控，刚猛却懂约束；其二，处事果敢机智，巧用谋略以智慧化解乱象、破解难题；其三，格局深远、深谋远虑，治理邺城不局限于治水，而是统筹水利、民生、军事等多重维度，全方位推动邺地发展；其四，为官刚正不阿，一生清廉，坚守为官初心与底线。整体而言，西门豹做到了内修柔韧以御心，外显刚勇以行事，既有雷霆之手段，又怀菩萨之心肠，能够根据不同场合灵活调整处事方式、适配治理需求，其智勇兼资、刚柔并济的人格素养与治理智慧，为后世理政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范式与精神滋养。三、西门豹功绩——投巫治水，富民藏兵西门豹治邺核心功绩分为投巫治水、引漳富民、藏兵于民三个方面，形成治水、富民与强兵协同发展的治理闭环。（一）投巫治水历史上官巫勾结借“河伯娶妇”敛财害命的故事发生在邺地。邺地巫婆谎称河伯娶妇，每年强选少女投入漳河，并索要财物、器具等，百姓为躲避灾祸被迫逃亡。西门豹借河伯娶妇现场，以“新娘达不到河伯满意需禀报河伯”为由，将巫婆及其弟子等投入漳河之中，戳穿“河伯娶妇”骗局，破除为害甚巨的“河伯娶妇”陋习。陋习破除之后，逃亡百姓陆续返乡，邺城人口逐渐恢复。在治邺过程中西门豹展现出的威严果敢与赏罚分明令人敬畏，百姓心存忌惮，不敢欺骗他，形成了“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的治理格局。（二）引漳富民漳河发源于太行山，水流湍急且携带大量泥沙。当河水冲出山口，地势骤然平坦，坡度骤降导致流速锐减，大量泥沙迅速淤积于河道之中。夏季暴雨集中，上游来水迅猛，而下游因泥沙淤积，河道行洪能力严重不足，导致河水泛滥，给沿岸百姓带来灾难。春秋季节降雨稀少，河道因泥沙淤积极易干涸断流。失去河水浸润的土地缺乏灌溉条件，最终导致土地盐碱化日益严重，地力耗尽，难以耕种。西门豹主持修建引漳十二渠，选址于漳河出山口，创造性地修建十二座低矮的溢流堰，科学分流防洪、引水灌溉，同时利用河水含沙特性淤肥农田，将盐碱地变为良田。作为北方水利工程典范，引漳十二渠为战国后期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规划与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经验与技术参考,西门豹被后世公认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治水先驱”之一。在此基础上，西门豹还组织人力进行垦荒屯田。据相关记载，西门豹组织人力从楚国引进水牛、从齐国运回铁料，改进耕作技术、推广铁制农具。以上举措环环相扣，极大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使邺地粮食亩产增长，从原本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的边陲之地，一跃成为战国时期的“河内最富庶之区”，成为后世传颂的治邺典范。（三）藏兵于民邺城地处魏、赵交界，是典型的“四战之地”，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常常受外敌侵扰。魏文侯执政时期，燕国曾南下侵扰，一度侵占邺城附近的八座城池。故自西门豹任邺令起，即担负着对内兴业安民、对外抵御强敌的双重使命。西门豹据此推行藏兵于民、耕战结合的策略：农忙时民众务农生产，农闲时集中青壮年训练。面对邺城“廪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兵甲”的谗言质疑，西门豹以实际行动作出有力回应。魏文侯视察时，西门豹以鼓声为信，“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负辇粟而至”，快速完成了兵粮集结。兵粮集结完毕之后，西门豹以“民可信不可欺”为由，建议魏文侯趁此兵势北伐，收复燕国此前侵占的八座城池。获准后，西门豹率军民北击燕国，一战收复失地，随即班师。此战充分证明了“藏兵于民”的可行性，展现了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与召之能战战之能胜作战实力。西门豹任邺令期间，通过投巫治水，解放了思想，是治邺的前提；通过引漳富民，奠定了物质基础，是治邺的核心；通过藏兵于民，实现了邺地的长治久安，是治邺的保障。治水、富民与强兵三位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高效、可持续的基层治理闭环。四、西门豹评价——泽流后世，名闻天下西门豹是战国初期魏国杰出的政治家、水利专家，也是中国古代早期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典型代表，可从历史功绩、政治智慧、性格局限诸方面作出评价。历史功绩上，西门豹破除陋习、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发展民生，富国安邦、巩固地方，利国利民，功在千秋。政治智慧上，西门豹刚柔并济、谋略过人。其局限与争议在于其治理手段严苛，偏于法家。总体而言，西门豹虽在施政上略显严苛，但用实践破除陋习，推动社会进步，是中国古代反对迷信、破除陋习的先驱。其水利建设惠及后世千年，是中国古代水利发展史上的典范。实干为民、治政兴邦的历史作为，使其成为历代良吏的典型代表与道德符号，对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与风俗革新产生了深远影响。五、西门豹形象——贤臣入祀，由凡而圣西门豹形象随时代发展不断演变，整体呈现出从民间走向官方与由凡而圣的演变规律，不同时代对其形象的塑造与侧重各有不同。战国时期，西门豹是务实果决的治理能臣。任邺令时，破除河伯娶妇陋习、整治巫风，兴修引漳十二渠、发展农业，推行富民藏兵之策、稳固地方治理与边防。施政务实果决，作风狠厉，此时其形象无道德修饰与神话色彩。两汉时期，西门豹被定型为贤吏典范。西门豹强硬的施政手段被刻意弱化，惠民治水、安邦富民的功绩被刻意放大，由此被塑造为忠君爱民的贤吏典范。民间因感念其功德立祠祭祀，正式开启其被神化的历程。魏晋南北朝时期，西门豹形象神异化、灵验化，走向民间信仰。民间尊其为河神、水神，认为其能够镇压水患，相关灵验传说广泛流传，赋予其浓厚的神话色彩。唐宋以后，西门豹形象道德化、教化化，成为惩恶扬善的清官符号。官方推崇其为民除害、兴利除弊，作为官员道德范本；文人士大夫弱化其暴力色彩，强调其仁政爱民，被塑造为智慧型清官；祭祀被官方承认，纳入地方祀典，从民间私神变为官方认可的先贤。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盛行，推动西门豹形象走向通俗化、传奇化，神话形象进一步巩固。近现代评价回归历史本位，教科书将其定型为敢作敢为、兴利除弊、务实为民的实干家，还原其历史功绩与人物本色。整体而言，西门豹形象演变是不同时代政治需求、社会民生与文化导向共同塑造的结果，体现了历史人物不断被道德化、神圣化、时代化的普遍规律。综上，西门豹秉持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精神，勇于揭穿河伯娶妇骗局，打击巫祝劣俗，为民除害；秉持勤政爱民体恤民生精神，体察百姓疾苦，兴修漳水十二渠，发展农耕，富民安邦；秉持求真务实实干担当精神：不务虚言，以水利、农业切实发展农业生产；秉持文武兼备爱惜民力精神：藏兵于民，整饬防务，军政合一，巩固地方。此外，西门豹不畏权贵、刚正敢为，敢于惩治地方豪强与贪官污吏。西门豹破除迷信、勤政为民、务实担当、兴利为民，敢于斗争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世学习。 

“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二讲《千古贤令西门豹——治邺传奇与历史回响》成功举行

2026年5月16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阳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安阳博物馆联合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二讲在安阳博物馆报告厅顺利举行。此次讲座由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牛晓旭担任主讲，以西门豹治邺为核心，系统梳理其时代背景、人物特质、历史功绩与后世影响，带领现场听众领略其传奇一生与治理智慧。现场氛围热烈，反响良好。    讲座首先介绍了西门豹所处时代。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标志着春秋终结，战国开启，西门豹作为魏文侯时期“三杰”之一活跃于魏国崛起阶段。随后，讲座揭示了西门豹“性急佩韦，智勇兼资”的性格特质，重点讲述了西门豹从“以力服人”到“以智化民”的深刻转变。接着讲述了西门豹投巫治水、引漳富民、藏兵于民的历史功绩：他带领百姓开凿引漳十二渠，推行一系列配套措施发展农业，全方位改善了邺地的民生；推行“藏兵于民”之策，极大地提振了魏国的国威和军队士气。谈及对西门豹的历史评价，讲座指出，西门豹是古代反迷信的先驱，治水功绩惠及后世千年，是古代杰出的地方良吏。讲座最后阐释了西门豹“由人到神，由凡而圣”的形象演变：从战国时期的地方能臣，到两汉的贤吏典范，再到魏晋时期被称为“水神”“河神”至今，展现着世人对为民利民行为的深切尊崇与永恒追求。本次讲座以史为鉴、以史育人，不仅系统梳理了西门豹治邺的历史脉络，更深入挖掘了其蕴含的治理智慧与人文精神，使现场听众在回顾历史的同时，深刻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大家纷纷表示，将从西门豹的事迹中汲取智慧，传承其为民服务、智勇兼资、刚柔并济的精神。“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三讲将于2026年7月举行，相关信息将通过“文博安阳”“考古安阳”“安阳博物馆”公众号、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官方网站等渠道及时发布，敬请关注。

讲座预告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二讲《千古贤令西门豹——治邺传奇与历史回响》

本期讲座题目《千古贤令西门豹——治邺传奇与历史回响》主讲嘉宾牛晓旭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硕士、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曾参与和主持多项社科项目，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项，河北省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河北省科协重点学会特色学术研究项目1项，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项目1项，安阳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等。参与编撰学术著作三部，其中1部获奖。在《宋史研究论丛》《中国史研究动态》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其中1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时间：2026年5月16日（周六）   9：30——11：30地点：安阳博物馆二楼学术报告厅讲座内容   讲座大纲：西门豹时代：巫风炽盛，漳水为患西门豹其人：性急佩韦，智勇兼资西门豹功绩：投巫治水，富民藏兵西门豹评价：泽流后世，名闻天下西门豹形象：贤臣入祀，由凡而神扫码报名识别下方二维码 后续讲座信息将陆续发布，敬请关注文博安阳、考古安阳、安阳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讲座详情和精彩内容。期待与您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中相遇，共同开启这场难忘的文化之旅。

讲座纪要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一讲：《变法者商鞅》

2026年3月14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阳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安阳博物馆联合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一讲《变法者商鞅》在安阳博物馆报告厅顺利举行。此次讲座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刘亚男担任主讲，为现场观众系统解读商鞅变法的历史脉络、核心内涵与深远影响，拉开“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的序幕。主讲人简介刘亚男，北京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博士，2021年进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工作。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学术思想史，先秦史。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级项目，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1项、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项、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项目1项；在《史学史研究》《江海学刊》《简帛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一、商鞅所处的时代商鞅是战国中期的思想家、政治家，要了解商鞅，首先需要了解他所生活的战国中期。早期“战国”一词并非时代概念，如《尉缭子》中有“战国相攻”一语，“战国”一词指当时的几个大国；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则用“六国”指代这一时期。直至西汉末年刘向校书时汇编《战国策》，首次将春秋之后诸侯兼并、列国争雄的时期称为“战国”，延用至今。关于战国开端，有多种说法：司马迁以周元王元年（前476）为起始；《资治通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晋为诸侯”（前403）作为标志；近代学者缪文远追溯至三家分晋（前453）为开端；杨宽写《战国史》时，以田氏代齐（前481）为界。总体而言，公元前5世纪是春秋战国的分界线。若以公元前476年为界，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战国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476年至前400年为战国早期；公元前400年至前300年为战国中期，商鞅活跃于此；公元前300年至前221年为战国晚期。战国时期最显著的变化是国家结构的转型。春秋时已出现县制，楚、晋等国在边远地区灭国设县，由国君直接管辖，削弱了宗族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县的出现消解了宗族作为国家与平民之间中间层的作用，成为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的关键转折点。据许倬云先生的计量史学研究，春秋初期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人物多为贵族，至春秋末期旧贵族基本消失，下层贵族即“士”阶层崛起。到了战国时期，出身不明的底层个体在官员中的占比增至百分之六七十，打破了贵族对政治与文化的垄断，为诸子百家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在学术思想层面，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儒、墨、道等重要人物的思考方式，规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人的思维路径。钱穆指出，孔子弟子中晚出一辈及再晚一代的人是儒家后学，墨家从儒家中分出，与儒家对立，其后儒家又分出刑法、兵家等，这些学派在战国早中期开始兴盛。这一时期百家争鸣，虽观点不同，但彼此交融渗透，关注的问题多有共通之处。社会风貌亦发生巨变。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记载：“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期尚存尊礼重信的风气，至战国则一切以实利与战胜为目标。这种精神风貌的转变，在《战国策》所载苏秦“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尽管《战国策》的史料细节未必全然可靠，但它无疑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普遍的精神气息。商鞅出身于卫国。卫国在春秋后期因少数民族进攻而迁都帝丘（今濮阳与安阳内黄之间），沦为附庸于三晋的小国，商鞅出生时正值卫慎公在位末年。二、商鞅的生平商鞅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卒于公元前338年。其生年无确切记载，学者据其入秦时间（公元前361年）推断当时约三十岁，故推得此年。他是卫国公族之后，姓姬，氏卫，故称公孙鞅或卫鞅；后因封地在商，号商君，史称商鞅。商鞅早年好刑名之学，在魏国宰相公叔座门下任中庶子。公叔座曾向魏王举荐商鞅，但未被任用。商鞅闻秦孝公求贤，通过孝公宠臣景监得以面见孝公。他先后以帝道、王道游说，均未引起孝公兴趣，最后讲述霸道与强国之术，孝公大悦，双方渐生信任。此后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历任左庶长、大良造等职，并多次率军征战，因功封于商地，号商君，位列列侯。除了传世文献的记载，还有一批与商鞅密切相关的传世或出土青铜器，学界称之为“商鞅六器”，其上铭文中的“大良造”，与《秦本纪》所载“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完全吻合，实现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的相互印证。大良造是秦国二十等爵位中的第十六等，属于较高的爵位。三、商鞅的变法商鞅变法分两次大规模推行，其间不断补充法令。第一次变法始于公元前356年。《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其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实行什伍连坐法，将民众编为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相互监督，告奸者赏，匿奸者腰斩。二是颁布分户令，民有二男以上必须分家，否则加倍征赋；三是推行军功爵制，有军功者按斩首数量授予爵位，私斗者依情节处罚；四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从事本业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经商或怠惰而贫困者则收为官奴。五是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全国男女皆登记在册，生者著籍，死者削籍。商鞅按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军功成为获得政治权利的主要途径，对旧贵族构成沉重打击。第二次变法始于公元前350年，措施更为彻底。一是迁都咸阳，摆脱旧都贵族势力；二是移风易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三是推行县制，将全国乡邑聚合并为三十一县，设令、丞管理；四是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五是统一度量衡，以商鞅方升为标准器；六是正式确立按户征收军赋的制度。这些措施全面重塑了秦国社会。《史记·商君列传》称：“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国力迅速增强，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四、商鞅的思想商鞅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代表。其思想来源多元：第一是精通刑名之学，此处的“刑名”实为“形名”，强调循名责实，而非后世所指的法律刑罚；第二是习杂家之言，师从杂家代表人物尸佼，融合各家学说；第三，在魏国深受李悝变法影响，入秦时携《法经》；第四，通晓兵家，曾多次指挥重要战役，《商君书》中则保留有《战法》《兵守》等军事篇章。《商君书》是商鞅及其后学学派的集体著作，内容体现出从“以农为本、农战并举”到以武力统一天下的思想演变。其核心思想体现在几个方面。历史观上，主张进化史观，认为历史不断发展，治国方法须因时而变，《更法篇》记载“治国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人性论上，认为人性趋利，“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故须严刑峻法以约束。国家主义上，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吕思勉评其“以国家为主体，以人民对国家之功德为无上功德”。政治与军事统一上，主张“凡战法必本于政”，禁止私斗，让百姓为国杀敌，同时强调消灭敌军、攻占城池并占有城内物资。五、商鞅的影响商鞅变法对秦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对普通民众而言，影响则是双重的。国家虽强，民众却被工具化，既是生产者也是战士，被束缚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收获的财富又以赋税形式被国家取走，用于扩张战争。个人自由空间极小，在“富—征—贫”的循环中难以真正获益。对秦国而言，变法使其从一个偏居西陲的弱国一跃成为战国最强大的国家。王充在《论衡》中直言：“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此后一百余年，秦国通过战争扩张土地、增加人口，让百姓耕种使国家富强，再发动战争扩张，如此循环，最终完成统一。对后世而言，秦朝建立的这套制度在管控民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谭嗣同感叹：“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亦言：“百代皆行秦政制”。商鞅所建立的集权体制、军功爵制、户籍制度、重农抑商政策等，成为后世王朝的基本制度框架，深刻塑造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走向。  

“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一讲《变法者商鞅》成功举行

2026年3月14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阳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安阳博物馆联合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一讲在安阳博物馆报告厅顺利举行。此次讲座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刘亚男担任主讲，为现场观众系统解读商鞅变法的历史脉络、核心内涵与深远影响，拉开“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的序幕。讲座中，刘老师从时代背景、生平、变法内容、思想体系、历史影响五个维度，系统解读商鞅的历史全貌。讲座首先详细剖析了“战国”这一时期时代背景，利用文献推测商鞅的生卒年份、分析商鞅的名字含义与出生地、再结合存世文物商鞅戟、商鞅铍、商鞅镦等文物，考证商鞅仕宦经历。随后讲座梳理了商鞅两次变法所推行的户籍制、军功爵制、重农抑商、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等核心举措，结合睡虎地秦简等出土文献，验证变法实现集权强化、富国强兵的实际效果。讲座最后剖析了商鞅的思想体系，分析了商鞅变法的多重影响：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基础，被评价为“为秦开帝业”；其创立的户籍、郡县制等制度延续两千余年，印证了“百代皆行秦政治”的论断；也客观指出变法严刑峻法的特征与商鞅的历史悲剧。本次讲座通过系统梳理商鞅变法的历史脉络、深度剖析其思想内核与历史影响，以文献考证与文物佐证相结合的专业方式，全方位解读了商鞅变法的时代价值与深远意义，进一步深化了公众对安阳本土历史文化的认知与认同。“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第二讲将于2026年5月举行，相关信息将通过“文博安阳”“考古安阳”“安阳博物馆”公众号、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官方网站等渠道及时发布，敬请关注。

讲座预告丨2025完美收官，2026再续华章！“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全新升级启航

2025年，我们以历史安阳为主题，立足于安阳现存文化遗产和古代建筑，用12场精彩讲座从早到晚梳理了安阳的发展简史，反响热烈，赢得广泛赞誉。2026年“人文安阳系列讲座——安阳历史名人篇”焕新启航，以安阳历史名人之星芒为舟，载您悠然溯游于千年文脉长河，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之约！2026“人文安阳”系列讲座本期讲座题目《变法者商鞅》主讲嘉宾刘亚男北京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博士，2021年进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工作。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学术思想史，先秦史。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级项目，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1项、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项、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项目1项；在《史学史研究》《江海学刊》《简帛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时间：2026年3月14日（周六）9：30——11：00地点:安阳博物馆二楼学术报告厅讲座内容讲座大纲：1. 商鞅所处的时代2. 商鞅的生平3. 商鞅的变法4. 商鞅的思想5. 商鞅的影响扫码报名识别下方二维码          后续讲座信息将陆续发布，敬请关注文博安阳、考古安阳、安阳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讲座详情和精彩内容。期待与您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中相遇，共同开启这场难忘的文化之旅。

讲座纪要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十二讲：《安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研究》

2025年12月27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阳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安阳博物馆联合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十二讲在安阳博物馆报告厅顺利举行。此次讲座由安阳市市管专家、学科技术带头人刘彦军担任主讲，为现场观众深度解读历史文化名城安阳的深厚底蕴。主讲人简介刘彦军，生于1964年，198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馆员，市管专家，学科技术带头人。长期深耕于我市古代建筑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与设计一线，先后主持、参与仓巷街、县中街、二帝陵、高阁寺、天宁寺塔、袁林、许三礼祠、羑里城等20多处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工作。主编专著5部，参与编辑1部，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课题近10项。 一、安阳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1984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24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包括北京、西安、洛阳等。1986年12月，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8座，安阳榜上有名。安阳古城对其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起到了关键作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除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外，还必须是仍有人居住生活的城市。安阳殷墟虽地位重要，作为商代国都长达255年，是中国青铜文化中心，但商朝灭亡后逐渐湮灭成废墟，几千年来仅存文献记载。因此，安阳古城的存在是安阳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原因，它与殷墟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起，构成安阳历史文化名城的第一组成部分。安阳古城始筑于北魏天兴元年（398年）。明洪武初改筑为“九里一百一十三步，裁得旧城之半”。经考察推测，明代裁撤的是城西和城南部分，理由是如今鼓楼位于古城中部，离南门、西门较近，离北城门、东门较远。从《续安阳县志》记载看，安阳古城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短。城内以北大街、南大街为南北主街道，东大街、西大街为东西主街道，辅以呈网状相交的小街道，交通便利。街道之间，或衙门（如彰德府衙门），或府第，或寺院，或民宅，目前仍以民居为主。安阳古城总面积2.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有8万。安阳古城建成已有1600年，主要以州、郡、路、府治所所在地为主线，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内古有“九府十八巷、十八罗汉街、七十二胡同”之称，传统民居数量更多，也是安阳古城现存最主要的部分。1993年，文物部门对古城采用“一街一巷、挨家挨户上门”的方式展开了全面调查。获取了一手资料，作为老城改造拆迁的重要依据。据1993年统计，安阳古城内从元代到民国年间四合院院落共461座。其中四进四合院11座，三进四合院36座，二进四合院195座，单进四合院219座。保存较好的114座，占总数的24.7%。其共同的特点是：灰砖砌墙，灰瓦覆顶，硬山建筑，一般不带脊吻和脊饰。城内另存的一些庙宇和零散建筑，也都具备上述特点，反映了安阳古城在明清时期除是地方政治中心外，更兼具居住功能。 此外，还有一些单体建筑，是原四合院的遗存。如东大街小学内有一面阔七间的建筑，保存完好，这是安阳现存面阔最大的建筑；南大街内衣厂内两座规模较大的五间建筑，也很有特点。有些街道四合院保存完好，如东大街现存47座四合院，有11座三进、15座二进。西大街已整改整修，古城风貌显现。目前，仓巷街、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姚家胡同已整改完毕。二道街77号天主教堂是安阳老城最大规模的建筑，可作为安阳古城宗教建筑的代表。从调查结果看，安阳古城存在这样的规律：南北走向街道，路西建筑好于路东建筑；东西走向街道，路北建筑好于路南建筑；城中心建筑好于城边缘建筑；主要街道建筑好于次要街道建筑。二、安阳古城的价值及具有的特点关于安阳古城的价值，首先是其完整性，安阳古城内街道布局复杂完整，有“九府十八巷七十二胡同”之称，城门、鼓楼及城墙和角楼虽被毁，但其位置犹存，钟楼1988年重建，护城河仍存在且通水，东南城墙已恢复，几条主要街道传统门面建筑仍在使用，古城几大特征还在。其次存在大量的民居建筑。四合院民居众多，至今安阳古城仍大量存在且特色未变。灰砖砌墙、灰瓦覆顶、抬梁结构，是古城民居特点。平面布局上，四进、三进、二进、单进四合院都有，后两者居多。第三，从功能上看，安阳古城内有彰德府衙、寺院（天宁寺、乾明寺）、庙宇（彰德府城隍庙）、道教建筑、王府（高阁寺）以及各种坑、塘、池、湖，它们是古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除这三大价值外，安阳民居有其特殊之处：正脊为极具安阳特色的“清水房脊”；照壁与左厢房山墙合二为一；墀头纹饰多样；山花阳刻砖雕；石灰白泥苫背，黄泥砌瓦；木构架为抬梁结构；檐下简单；梁架、柱、檩径小；山门宽窄不一；门外踏步，不用垂带，用平台或上马石等。除了“硬件”特征外，安阳民居还有很多“软件”特征：房间多为奇数，明间与次间相比不突出；柱子瘦高，明间立面呈纵长方形；格扇处理长宽比例更大，更显瘦长，绦环板和裙板尺寸均大于官式建筑；两厢房明间相照，正房与倒座明间基本相照或略有偏差，次、梢间多不相照。此外，安阳民居正房面积大于倒座面积，倒座面积又大于厢房面积；高度上正房高于厢房和倒座，厢房和倒座互有高低；地基处理较为简单；地面铺墁青砖，条砖、方砖无明显分界。三、安阳民居与北京民居有啥相同和不同相同点：两地民居平面布局均呈四合院；从建筑结构和材料看，均为抬梁式木结构，青砖砌墙、灰瓦覆顶；从建筑形式看，外观规矩、中轴对称；时间方面，均始于元代，后明代承袭其形式；文化内涵上，都受儒家文化影响，遵循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正房给长辈，厢房给晚辈，后罩房给未阁的女子或女佣，除大门外一般不对外开窗，私密性和安全性强；风水方面，从择地、定位到确定每幢建筑的具体尺寸，都遵循风水理论，装修、雕饰和彩画也处处体现民风民俗和传统文化。不同点：种类上，北京有亲王府、郡王府、贝子府以及三公九卿各级别大臣府邸，安阳只有民宅；平面布局上，北京民居门洞旁有门房，正房及厢房均带耳房，正房后有后罩房，安阳民居仅有门洞，门洞旁无门房，无耳房，无后罩房；建筑用材上，二者种类相同，北京四合院的用材和规格均要好于安阳四合院。四、多年来邺城与安阳的纠葛邺城位于河北省临漳县和河南省安阳县交界的漳河北岸，建于春秋，作为都城始于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先后以邺城为都。公元580年毁于大火。以邺城为都的同时，安阳城已经存在，位于现安阳城附近、洹水南岸。考古发现证明，安阳是商代两座都城洹北商城和殷墟所在地。有关安阳的文章称其为七朝故都，是将邺城为都的六个王朝算在安阳名下，主要理由包括：580年邺城焚毁后，官衙及居民迁至安阳，安阳是邺城后继者；两地历史上互为统辖区；邺县地与安阳县地互为州郡治所；安阳境内至今仍有邺之遗存。确切的表述应是，安阳城与邺城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两座不同的都城，历史上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邺城与安阳城虽都位于华北平原，但倚重不同水系，洹河是殷墟防御体系重要部分，漳河是邺城防御体系重要部分，二者是不同时期的著名都城。二者虽历史上互相管辖，但不能因此将二者划为一地。邺城与安阳均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地位重要但发展各异。两城共历千余年，邺城后被湮灭，仅余少量遗址，安阳则持续发展至今。邺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它开启了中国都城平面新格局，是北魏洛阳城等的先驱；最早集中王宫于城市北部，是宫殿北移的先驱；是中国首个砖砌都城；开辟了城墙使用“马面”的先河；西北角“三台”极有特色，并影响洛阳城建设。邺城诸多桂冠难戴于安阳。 谈及安阳与邺城的关系，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一朝古都，并不会降低安阳的名城地位，并产生损害。1986年，国务院公布安阳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时，就因为安阳是殷墟所在地和安阳古城的存在，并没有把邺城牵扯进来，这从另一方面，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十二讲《安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研究》成功举行

2025年12月27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阳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安阳博物馆联合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十二讲在安阳博物馆报告厅顺利举行。此次讲座由安阳市市管专家、学科技术带头人刘彦军担任主讲，为现场观众深度解读历史文化名城安阳的深厚底蕴，吸引了众多历史文化爱好者及市民到场聆听。 讲座开篇系统梳理了安阳历史名城的公布背景与历程，详细介绍了安阳古城内四合院的类型特征和分布格局，指出安阳四合院主要分为四进、三进、二进和单进四种类型，更多体现主人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为古城保护提供了详实的基础信息。随后，讲座从三个维度对关于安阳古城的价值及特点展开论述：其一，古城具有良好的完整性，较好延续了历史风貌；其二，古城内存留大量民居建筑，是古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从功能布局来看，原彰德府、佛寺、庙宇、道教建筑及王府等各类建筑留存是古城的有机组成。 讲座深入揭示了安阳民居的特殊之处，如正脊的处理方式、山门内砖砌照壁的布局设计、墀头与山花的巧妙运用、苫背的处理等“硬件特征”，以及平面布局、柱子立面设计、格扇的处理等“软件特征”。以此为基础，讲座深入介绍了安阳民居与北京民居在建筑结构、建筑形式、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共性，也揭示了二者在民居种类、平面布局、建筑用材方面的差异。讲座最后探讨了多年来邺城与安阳的历史纠葛，认为邺城建于春秋，作为都城始于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相继以邺城为都，公元580年毁于大火。以邺城为都的同时，安阳城已经存在，位于现安阳城附近。考古发现证明，安阳不仅是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商代中期都城所在地。安阳城与邺城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两座不同的都城，历史上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此次讲座通过系统的梳理与深入的解读，使现场听众对安阳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为后续安阳古城的保护、研究与传承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讲座预告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十二讲：《安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研究》

本期讲座题目：《安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研究》主讲嘉宾：刘彦军，生于1964年，198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馆员，市管专家，学科技术带头人。长期深耕于我市古代建筑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与设计一线，先后主持、参与仓巷街、县中街、二帝陵、高阁寺、天宁寺塔、袁林、许三礼祠、羑里城等20多处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工作。主编专著5部，参与编辑1部，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课题近10项。时间：2025年12月27日（周六）  9:30-11:00地点：安阳博物馆二楼学术报告厅讲座内容：以安阳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为主线，从安阳古城的兴建开始论述安阳古城的特点及价值，突出安阳古城的重要性，揭示安阳民居和北京民居各自的突出特点以及两者间的异同，最后讨论安阳与邺城的关系，以图全方位解释安阳古城与邺城之间的历史纠葛。扫码报名

讲座纪要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十一讲：《河南明代藩王墓》

2025年11月29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安阳博物馆联合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十一讲《河南明代藩王墓》在安阳博物馆二楼学术报告厅圆满落幕。此次讲座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凯担任主讲，为现场观众系统梳理并生动解读了河南省内的明代藩王墓，揭示了其背后深厚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内涵。主讲人简介孙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曾主持荥阳鲁庄墓地、明代周懿王壁画墓、明代郑藩世子墓、鲁山望城岗冶铁遗址、泌阳东高庄冶铁遗址、遂平李黄庄汉晋聚落遗址、济源王虎北朝聚落遗址、驻马店信庄东周聚落遗址、北宋皇陵等多个项目的考古工作，其中荥阳明代周懿王壁画墓，获“2016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编纂并出版了《荥阳鲁庄墓地》《丰都庙背后与木屑溪炼锌遗址》《荥阳官庄》《荥阳后真村》《新乡金灯寺墓地》等考古发掘报告，在专业期刊发表考古简报、研究文章10余篇。一、藩封制度朱元璋平定天下第三年，吸取历代治国经验，对皇族实行分封制以夹辅皇室。藩王主要分封在边疆守大门，部分分封在内地管控治安，如周王原封杭州，后因朱元璋有意迁都开封，改封河南开封。明代藩封王爷众多，统称宗室人员。皇帝之子，一人为太子，其余为亲王。亲王长子为世子，其他儿子为郡王。郡王嫡长子封王长子，嫡长孙授长孙，其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及以后皆授奉国中尉。若宗室人员犯罪被隔绝，则称为庶人。男爵分八等，晋封有严格制度且随时期变化。女爵分六等，皇帝女儿为公主，亲王女儿是郡主，均有封号和地域划分，女爵从县主封至乡君。最初藩国是巩固新政权的军事组织，权力极大，分封边疆可镇服外患，分封内地可共理国政。早期藩王权力大，军政联动，与地方是君臣之交。朱棣登基后对藩王权力进行限制，明确宗藩“不许擅役一军一民”，宗藩军事实力大大削弱直至消失。正德年间，藩王与地方官员基本平等。正德后因宁王朱宸濠叛乱，形成“官高藩低”现象。与此同时，对藩王的其他限制也逐渐增多，如出仕之禁、出城之禁、娶亲受限等，形成完善的“藩禁”制度。二、河南王府河南有11个王府。王府原多在边疆，后分布于河南、湖广。周王是明太祖第五子、朱棣亲兄弟，分封在开封守中原；唐王也是明太祖的儿子，分封在南阳；伊王分封在洛阳；赵王分封在安阳；郑王最早分封在陕西凤翔府，后改封到河南沁阳；秀王分封在汝南，一代而终，无子嗣，除封后分封崇王至此。徽王分封在禹州，后因犯罪被革爵；汝王、潞王均分封在卫辉；福王分封在洛阳。三、墓址择定  影响墓址选择的最大因素是风水。藩王去世后，葬礼由皇帝安排，皇帝辍朝三日，礼部派钦天监阴阳生选葬地。风水古称堪舆，讲究后有靠（祖山）、前有照（案山）、左右有护（两侧护砂）。除山势形局俱全外，还要得水，即《葬书》所言：“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整个墓址就处在这样的山环水绕之地。第一代周王葬禹州无梁镇，背靠明山，左有青龙山，右有白虎山，前方是陉山。河南找这样的风水很少，周藩中好多王葬在荥阳。荥阳洞林寺旨谕碑载“敕修列祖六坟，俱近此境，山明水秀，土厚风淳，乃佳城之居也。”在平原地带，则基本依照“高一寸就是山，低一寸就是水”之说。郑王墓皆在山脊垂下处。郑靖王风水格局是王葬中间，陵园两边有水如“虾须”，东西两侧有护砂，王子王孙按左昭右穆排列。徽庄王墓从山顶垂道建墓地，三券门是河南田野中唯一现存的砖砌三券式陵园门。修墓官员曾在《禹州志》详细记载其周边环境：“左襟琥珀岭，右带保安山，后枕摘星，前凭马鞍，中名石峡峪者”。除风水外，墓主遗愿也是选葬地的重要因素。如周宪王葬于开封近郊朱仙镇，未随父归葬禹州。与其节俭主张节葬、欲“以省民力”有关。郑藩世子朱载堉七次让爵，以世子终其身，死后葬在其生前所居的九峰山下。三是综合考量经济、礼制等因素。明代藩府宗室生养婚丧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人数增多，丧葬费用增加，明政府经济压力巨大。自正统、天顺年间起，不断颁布新条令，缩减亲王、郡王等坟茔规模，减轻王陵营造开支。弘治五年，明政府诏令：亲王、郡王、镇国将军在始封父祖茔序昭穆葬，郡、县等主在仪宾父祖茔安葬。四、寝园规制在寝园规制方面，寝园常由神道、寝园门、内宫门、左右配殿、享殿和墓冢组成。但明代未明确规定亲郡王墓神道，所以神道石刻内容、摆放次序和位置各异，一般以望柱为导引，包括石马、石羊、石虎、石文人武人等，但也有例外。寝园建筑方面，多数建筑以绿琉璃瓦覆顶，也有绿琉璃瓦与灰陶板瓦混合使用，多是灰陶瓦搭配琉璃剪边以彰显地位，瓦当有琉璃或陶制龙纹。寝园多为长方形，少数前方后圆。关于其建筑规制，明政府于永乐八年（1410 年）和正统十三年（1448 年）两次对亲王坟茔作出规定。永乐八年规定，亲王坟茔，有享堂七间，中门三间，外门三间，神厨五间，神库同。东西厢及宰牲房各三间，焚帛亭一，祭器亭一，碑亭一，周围墙二百九十丈，墙外为奉祠等房十二间。正统十三年又定，亲王坟茔，地五十亩，房十五间。但明代史料未详细说明十五间房屋的具体分配。推测其分配为享殿五间、中门三间、左右配殿各三间、神厨或神库一间。 五、玄宫制度目前，河南藩王墓玄宫形制演变较清晰的是周藩和郑藩。天顺二年（1458年）颁布合葬令，规定“亲王以下依文武大臣例，或王或妃有先故者，并造其圹，后葬者止令所在官司起倩夫匠开圹安葬”。除特殊情况外，各藩玄宫基本由早期多室结构到晚期单室结构。 周藩第一代王周定王墓坐西朝东，凿山起券，墓室用砖石砌就，采用磨砖对缝工艺，由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及前室左右四个耳室组成。其袝葬墓整体呈环形，称双曲拱券，有一个墓门和17个墓室，造型独特，因西方曾流行此风格，推测可能有域外人士参与建造。墓室前方小碑刻有所葬妃子的名号以确定墓主身份，棺为木质，椁为琉璃。第三代王周简王墓中夫妻隔室而葬。周懿王时期墓葬变为单室结构，墓地两侧有祔葬墓，多为土坑墓。周惠王之子周悼王先于其父去世，墓为单室结构，王和妃合葬于主墓室，其他夫人墓在主墓两侧。明代周藩最后一代王周端王墓室亦为单室结构。总体来说，明代周藩宗室墓葬由早期多室结构逐渐变为后期单室结构。六、区域特色周、赵二藩的壁画特色：周王墓多在河南荥阳、开封、禹州，赵王墓集中于安阳，二者均有壁画。如周懿王墓有成化二十一年壁画，展现西方极乐世界，北壁绘云气等，风格简约。赵康王墓壁画中见有金刚宝杵。赵藩王墓和潞藩王墓皆为内木棺、外石椁，此形式别处少见。郑藩世子墓出土的琉璃壁芯，由琉璃构件制成，纹饰精美，应该融合了临近的山西地区的做法。郑王墓志与常见方形不同，均为圆首碑型。早期较小，晚期较大，且字体变为仿宋体，风格如印刷品般规整。各藩王墓志形式不同，反映藩王文化的地域特色，从侧面说明这些藩王之间交流较少。周藩的祔葬规制最清晰。周定王时规制祔葬墓应分布主墓两侧，但墓区沟壑纵横，主墓最终葬于右侧台地上。周懿王墓陵园形制方正，主墓居中，王妃祔葬墓分列两侧，格局如传统民居的中堂。周惠王墓、周悼王墓则基本延续了这种布局。七、最后绝响考古发掘出一座郑藩宗室墓葬，祔葬墓室在八字墙后，遗物保存较好。其中一座木棺内出土一副金头面，另一木棺内仅见简单随葬品，显现出经济实力的下降。经对出土遗物的鉴定并参考文献，确认墓主曾被贬为庶人，但其子孙在清初仍居王府，并在顺治年间将逝者葬于此。开封明永宁王府遗址大殿下发现两具棺木，经DNA检测，墓主为明代王府宗室成员。推测墓主被葬于殿内是因李自成围城，无法将逝者运至城外，只得仓促掩埋，后随城池被洪水淹没。由此可见明末王子王孙的悲惨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