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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安阳系列讲座2025年9月27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安阳博物馆共同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九讲《历相三朝、功在社稷——北宋政治家韩琦》在安阳博物馆二楼学术报告厅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特邀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云军担任主讲，为现场观众深入剖析了这位与安阳（古相州）渊源极深的北宋名相波澜壮阔的一生。
【主讲人介绍】
刘云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内忧外患：东封西祀一场空》《隐秘的女皇：北宋刘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等5部专著，《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等11部译著，《南涧甲乙稿》《袁氏世范校注》《梦粱录译注》等6部古籍整理作品。目前从事宋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海外汉学（侧重宋代）的译介。
一、 序言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七月，泉州知州韩国华五十二岁之际，妾室胡氏生下了他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儿子——韩琦。这个孩子的降生，并未给家族带来持久的喜悦。三年后，被寄予厚望的长子韩球病故；次年，韩国华本人也在任满回京途中，于建州撒手人寰，享年五十五岁。
接连的打击使韩氏家族陷入低谷，地位岌岌可危。而当时年仅四岁的韩琦，正是在这种家道中落的阴影中成长。谁也无法预料，正是这个幼子，日后将以一己之力，将相州韩氏推至北宋士人家族的顶峰，成就“一门两宰相”的千古佳话。
二、 幼年失怙，砥砺成才
韩琦的早年堪称不幸。四岁丧父，八岁时当家二哥韩瑄又溺水而亡，随后嫡母罗氏、四哥接连去世。家庭的顶梁柱一个个倒下，主要依靠三哥韩琚的支撑。然而，困境也塑造了韩琦的性格。史料记载韩琦自幼“端重寡言，不好嬉弄”，童年的不幸让他早早成熟，立下了重振家声的宏愿。
天圣五年（1027年），十九岁的韩琦与兄长韩璩同登进士第，并高中一甲第二名，从此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初任淄州通判，便将生母胡氏接至任所侍奉，以尽孝道。然而，好景不长，胡氏不久后病逝。至此，韩琦初入仕途，便已父母双亡，这无疑是他人生的一大不幸。但命运的坎坷并未阻碍他仕途的初步顺利，反而锤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
三、 犯颜直谏，诤言谠议
步入中央政坛后，韩琦担任了至关重要的右司谏一职。在这个位置上，他真正做到了“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将谏官的职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己任。在任期间，他前后上疏达七十余次，内容从批评皇帝沉迷无益的斋醮活动，到弹劾外戚杨景宗、官员魏庄等，无所畏惧。
他的刚正不阿得到了宰相王曾的高度赏识，赞叹其为“真台谏官”。宝元元年（1038年），韩琦更是做出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他上奏激烈批评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四人尸位素餐，才能不堪其位，最终导致这四位顶级高官同日被罢免，被称为“片纸落云四宰执”，引起朝野轰动。此举充分展现了韩琦的政治勇气和影响力。此后，他将自己的奏章编为《谏垣存稿》三卷，成为其早期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四、 临危受命，勇于担当
北宋西部边境的党项政权崛起，李元昊称帝建国，并对宋发动战争。三川口一役，宋军惨败，举国震动。在此危难之际，韩琦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与范仲淹一同奔赴前线，承担起抵御西夏的重任。
早在战争爆发前，韩琦就多次提醒宋仁宗要警惕西夏，并指出宋军边防“将帅非才”的严重问题，但未被朝廷重视。战端一开，北宋的惨败印证了他的预见。
到达陕西后，韩琦实地调查，向仁宗呈送了《周历边塞陈利害奏》等一系列重要奏议，精准地指出了宋军存在的“边备废弛、将帅乏人、士气低沉”等弊病，并提出增兵、集中防御、完善烽燧系统、明赏罚、精训练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他主张寻找时机，集中兵力与西夏进行战略决战。
然而，历史的走向充满了偶然与无奈。好水川之战中，主帅任福贪功冒进，中了元昊的诱敌深入之计，导致宋军再次遭遇毁灭性失败。战后，韩琦主动上章自劾，被贬知秦州。长期以来，史学界多将好水川之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韩琦的决战战略。
对此，刘云军副教授提出了更为公允的评价：首先，宋军积弊已深，非韩琦短时间内所能彻底扭转；其次，朝廷和战方针摇摆不定，前线主帅范仲淹与韩琦在战术上存在分歧，未能形成合力；最后，西夏军力正处于巅峰，元昊战术狡诈。因此，将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韩琦一人，是有失偏颇的。他在危难时刻勇于任事、整顿防务的功绩，不应被一场战役的失利所掩盖。
五、 心系新政，积极改革
国内危机与边境烽火，促使宋仁宗下决心改革，这便是著名的“庆历新政”。庆历三年（1043年），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进入中央决策层。虽然新政的核心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由范仲淹提出，但韩琦同样是改革阵营的重要支柱。
在此之前，韩琦已提出“七事”与“八事”，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其内容与范仲淹的“十事”大同小异，主要针对冗官、冗兵、冗费等弊政。由于韩琦在陕西边防经验丰富，他被频繁外派处理民变和赈灾事务，并负责与西夏的和议，因此未能全程深度参与新政在中央的推行。但他坚定地支持改革，并提醒宋仁宗不要听信谗言，动摇决心。
可惜的是，庆历新政在反对派的攻击下很快夭折。韩琦为表明立场，主动请求外放，先后知扬州、郓州等地。这次短暂的改革虽是“昙花一现”，但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其意义深远，而韩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值得后人重视。
六、 顾命定策，赞辅三朝
庆历新政结束后，韩琦在地方任职多年。直至嘉祐年间，宋朝弊病未除，仁宗又将韩琦、富弼等能臣召回中央。嘉祐三年（1058年），韩琦拜相，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宰辅生涯，这也成就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伟业——“历相三朝，顾命定策”。
1. 册立英宗
宋仁宗晚年无子，立嗣问题成为关系国家安危的头等大事。作为宰相，韩琦屡次劝谏，并以宋太祖传位太宗为例，最终说服仁宗立侄子赵宗实（即后来的宋英宗）为皇子。仁宗驾崩当夜，韩琦沉着主持大局，宣读遗诏，确保皇位平稳过渡。
2. 调护两宫
英宗即位后，因惊惧而突发疾病，无法理政。由曹太后垂帘听政。然而，皇帝与太后之间很快产生严重嫌隙，关系紧张至“两宫之言，至有不相闻者”的地步，朝野忧心。在此关键时刻，韩琦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调停能力。他一面在太后面前为生病的英宗辩解，甚至烧毁太后送来的、指斥英宗过失的文书，以平息事端；另一面又劝谏英宗要恪尽孝道，主动改善与太后的关系。他成功地在皇帝与太后之间充当了“润滑剂”和“压舱石”的角色，避免了最高权力的内耗，维护了政局的稳定。
3. 促太后还政
待英宗病情好转，韩琦又果断采取措施，促使曹太后撤帘还政。他先让英宗独立处理几件政务，证明其理政能力，随后独自面见太后，以一番恳切而又不失分寸的言辞，说服太后还政于帝。当太后起身离去时，韩琦立刻命令仪鸾司撤帘，其决断力令人叹服。清代乾隆皇帝曾高度评价韩琦为“国之柱石”，在此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4. 濮议之争与拥立神宗
在关于英宗如何尊崇生父的“濮议”事件中，韩琦与欧阳修等主张应尊称“皇考”，符合人情礼法。尽管此举遭到司马光等台谏官的激烈反对，认为应称“皇伯”，最终借曹太后之口称“皇亲”结束。英宗病重时，韩琦又及时推动立颍王赵顼（即宋神宗）为太子，并再次于帝位交替之际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
七、 反对新法，心系百姓
宋神宗即位后，锐意改革，启用王安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对于这场著名的变法，韩琦因其在地方的经验，主要对“青苗法”和“免役法”中的弊端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
刘教授特别指出，以往常将韩琦反对新法视为其政治生涯的一个“污点”，但回到历史现场，他的反对并非顽固守旧，而是基于对新法弊端的清醒认识。
针对青苗法：韩琦指出，官府在具体执行中强行摊派贷款，迫使不需要借贷的富裕上户也必须贷款，并支付利息，这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而对于下户，一旦无法按期还款，官府催逼，同样导致民不聊生。国家变成了放高利贷者，实在有失体统。
针对免役法：他批评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群体现在也需出钱，且百姓为了交钱，不得不贱卖谷物，给商贾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
韩琦的批评，切中了许多新法在推行过程中产生的流弊。他的立场代表了务实、稳健的政治态度。遗憾的是，王安石将这位老臣的忠告视为巨大威胁，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在矛盾进一步激化前，韩琦去世，避免了更激烈的政治风波。
八、 荣归故里，遗泽后人
韩琦因为功劳巨大，皇帝特意恩准他三次知相州，以荣耀乡里。韩琦也利用任家乡父母官的机会，修建了十余处亭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昼锦堂，取“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之句，反其意而用之。但其初衷并非炫耀，而是秉承儒家“与民同乐”的思想，为乡里提供游玩的场所，成为当地名胜。
韩琦通过个人努力，将相州韩氏打造成北宋顶尖的世家大族。其长子韩忠彦在后来的宋徽宗时期也官至宰相，成就了“一门两宰相”的辉煌。韩忠彦的儿子韩治、孙子韩肖胄都曾知相州，“三世守乡郡”，成为一时佳话。韩氏家族的声望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南宋中后期，堪称宋代士大夫家族的典范。
九、 总结：如何评价韩琦？
讲座最后，刘教授总结道，若以中国传统“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来衡量，韩琦无疑是一位圆满的达标者。他出将入相，辅佐三朝，策立二帝，生前位极人臣，死后配享庙庭，荣耀备至。
从北宋至今，对韩琦的历史评价一直以肯定为主，不像王安石那样充满争议。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这精准地概括了韩琦作为政治家的核心特质：沉稳、果决、务实，善于处理最复杂的政治危机。
刘教授认为，韩琦是一位现实的政治家，相较于理想色彩更浓的范仲淹，他更懂得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运用智慧和权谋来达成稳定国家的目标。他在谏官时仗义执言，在边帅时勇于担当，在宰相时调和鼎鼐、杜绝隐患，在地方时心系百姓。他的一生，是“在其位，谋其政”的完美诠释，他的政治智慧与担当精神，对于今人而言，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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