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预告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十讲：《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本期讲座题目：《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主讲嘉宾：许素婷曾用名许云超。女，汉族，现任汤阴县岳飞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长期从事岳飞精神研究与文化传播工作。安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和《诗刊》举办的全国散文大赛中获得过二等奖、三等奖，多篇文章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延河》、《红豆》等国家级刊物发表，出版书籍《易经中的蓍草》、《武穆翰墨》等。时间：2025年10月25日（周六）9：30——11：00地点：安阳博物馆二楼学术报告厅讲座内容：全方位解读岳飞——从寒门之子到一代名将的成长轨迹，领略他“连结河朔”的军事远见与“冻死不拆屋”的治军风范；品味《满江红》中气贯长虹的文学才情与家国情怀；追溯“精忠报国”精神如何穿越时空，在不同历史时期点燃民族气节。探讨在新时代背景下，“精忠报国”精神的全新内涵与价值。扫码报名后续讲座信息将陆续发布，敬请关注文博安阳、考古安阳、安阳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讲座详情和精彩内容。期待与您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中相遇，共同开启这场难忘的文化之旅。

“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九讲：《历相三朝、功在社稷——北宋政治家韩琦》成功举行

2025年9月27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阳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安阳博物馆联合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九讲在安阳博物馆报告厅顺利举行。此次讲座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云军老师担任主讲嘉宾，吸引了众多历史文化爱好者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参加。刘老师以“历相三朝 功在社稷”为题，高度概括了韩琦在北宋政坛上的卓越成就。讲座开篇从韩琦的出身与早年经历切入，介绍了韩琦幼年失怙、青年丧母的人生早期阶段。 随后，刘老师以大量篇幅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韩琦步入仕途后的重要历程：任右谏司时犯言直谏；西夏来犯时临危受命；庆历新政中积极改革；更在北宋政治的关键时期如册立英宗、调和两宫、濮议之争、神宗登基等重大事件中发挥出砥柱作用。此外，刘老师还深入介绍了韩琦后人的主要成就，认为韩琦的仕宦成功托举相州韩氏达到一个新高度，成为保持家族延续不衰的重要动力。讲座最后，刘老师对韩琦的人生经历进行了总结，指出韩琦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公认的“功成名就人生赢家之一”，基本上没有负面评价，最重要的就在于韩琦一生深刻履行了“在其位谋其政”的人生理念，也是北宋士人“忧乐天下”的集中体现。本次讲座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过大量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讲述，让听众对韩琦这位北宋名臣有了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讲座结束后，现场听众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不仅丰富了自己的历史知识，也从韩琦的事迹中汲取了宝贵的精神力量。“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十讲将于2025年10月举行，相关信息将通过“文博安阳”“考古安阳”“安阳博物馆”公众号、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官方网站等渠道及时发布，敬请关注。

讲座预告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九讲：《历相三朝、功在社稷——北宋名臣韩琦》

本期讲座题目：《历相三朝、功在社稷——北宋名臣韩琦》主讲嘉宾：刘云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内忧外患：东封西祀一场空》《隐秘的女皇：北宋刘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等5部专著，《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等11部译著，《南涧甲乙稿》《袁氏世范校注》《梦粱录译注》等6部古籍整理作品。目前从事宋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海外汉学（侧重宋代）的译介。时间：2025年9月27日（周六）  15:00-17:00地点：安阳博物馆二楼学术报告厅讲座内容：讲座以时间为序，梳理韩琦一生的主要事迹，包括庆历新政、宋夏战争、为相执政、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等重要历史事件，评价韩琦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于安阳地方的影响和今人的启示。扫码报名后续讲座信息将陆续发布，敬请关注文博安阳、考古安阳、安阳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讲座详情和精彩内容。期待与您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中相遇，共同开启这场难忘的文化之旅。

讲座纪要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八讲《安阳古塔 匠心独妙——从佛塔看佛教建筑中国化融合发展》

2025年8月30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安阳博物馆共同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八讲《安阳古塔 匠心独妙——从佛塔看佛教建筑中国化融合发展》在安阳博物馆二楼学术报告厅举行。安阳市殷都区文广体旅局焦会敏老师担任主讲。【主讲人介绍】焦会敏，安阳市殷都区文广体旅局科级干部，中共党员，主要从事文化研究、研学课程开发、讲解培训等工作，在石窟文化、家风家训等领域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曾先后荣获河南省优秀社科普及指导员、河南省优秀驻村第一书记等称号。 一、序言安阳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南北朝时佛教文化兴盛，留下诸多建筑遗迹，其中佛教相关文化古迹占比较高。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经三国、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步入鼎盛。桑奇大塔是印度早期佛塔，被称为“窣堵坡”，是为埋葬佛祖释迦牟尼佛骨舍利而建。东汉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佛塔开启本土化进程。它最初呈覆钵状，传入中国后融合阁楼、密檐等古建筑特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阁楼式、密檐式、亭阁式等各式佛塔。 二、安阳古塔 匠心独妙安阳历史悠久，自2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今，留下了厚重的文化。安阳是七朝古都，除殷商都城外，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也在此建都，留下众多文化遗迹。佛寺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史书上曾记载北齐时“邺都佛寺多至数千”，但至今大多消失殆尽，所幸还留下诸多佛塔。佛塔是中国高层建筑的源起。中国的高层建筑就是由亭阁式、楼阁式、密檐式的塔逐渐发展起来的。因建塔位置和地理环境不同，建塔材质也有变化，安阳保留较多的是石塔、砖塔和砖石塔。“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在东汉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佛塔从朝拜对象变为揽胜古迹，是珍贵的文化财富。三、河朔第一古刹灵泉寺塔群灵泉寺位于安阳市龙安区，在历史上被称为河朔第一古刹，它是东魏时期建造的一座佛教寺庙。从佛教的发展史上来看，南北朝时期中国石窟艺术初现端倪，北朝重石窟雕刻，南朝则偏好自然和谐表达，形成“南秀北雄”的艺术分野。（一）中国最早的双石塔——道凭法师双石塔灵泉寺最初叫宝山寺，由北朝著名高僧道凭法师于东魏武定四年开创。道凭圆寂后，其弟子在灵泉寺西侧台地为他修建两座石塔——道凭法师烧身塔，被学者称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野外双石塔。塔由塔基、塔身和塔顶三部分组成。塔基呈凸字形，塔身凸显中国建筑特色。西塔门楣与檐部间壁面刻“宝山寺大论师凭法师烧身塔”，塔门右侧刻有“大齐河清二年三月十七日”（563 年）楷书铭文。塔身南壁开拱形门，门额呈火焰尖拱状，门两侧刻半圆形倚柱，柱头雕三枚莲瓣，柱础呈覆莲状，塔身以上刻叠涩出檐三层。塔顶略呈覆钵状，四周刻卷叶纹饰，每面正中雕圆形宝珠状装饰物，覆钵上有方拱建筑，方拱上方有象纹和宝珠形状，兼具中国建筑文化元素与印度窣堵坡的特征，是从覆钵塔到中国阁楼式塔的典型演变。塔心室为正方形，空心无雕像和雕饰图案。东塔造型与西塔类似，但塔门形制和塔顶花纹有别且东塔心室为实心，塔身无塔铭题记，檐部无雕刻纹饰。（二）唐代双石塔唐代双石塔位于灵泉寺中心，是两座9层单层叠涩密檐方形石塔。西塔每层塔檐南面正中雕有小佛像。两座塔基四面均雕有8个乐伎，手持箜篌、琵琶等乐器，其形象为研究唐朝服饰提供了实物资料。两座唐塔塔身雕刻图案获学者赞誉。东塔须弥座上方每面雕2个昂兽首，共8个。基台之上的基座呈束腰状，外壁正中雕七层阶级踏道。须弥座东西两面各雕一托塔力士，形象勇猛。基座上是瘦高方形塔身，南壁开半圆形拱门，门楣雕双龙拱状，中央雕一螭首，门拱上方正中雕一怪兽，拱券门上方上部雕两个对称飞天。塔身东壁上镌刻的四首唐诗，为判断塔的时代提供了重要依据。西塔塔身外壁正中雕八层阶级踏道，塔身南壁开拱券门，门额刻双龙拱状，门楣中央雕一螭首状怪兽，塔心室拱券门与塔檐间雕四爪踏云双龙，上部正中雕一云中立佛。门洞外两侧雕护法天王及力士像。塔心室内雕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五尊塑像共立于荷花上，造型独特。这对唐代石塔在我国佛塔发展史上意义深远，体现了佛教建筑的中国化进程。 四、林州洪谷寺塔洪谷寺塔位于林州市合涧镇洪谷山，是一座大量使用砖材的佛塔。塔为密檐七级，逐层内收呈抛物线，稳定且灵动。塔身上真券门与假门相间，叠涩出檐深远如翼，宝刹庄严与塔身和谐呼应。塔身一、四层为真券门，二、三、五、六、七层为装饰假门，这样的设计有效减轻了大风对塔身的影响。五、中华第一华塔修定寺塔修定寺塔位于安阳市殷都区清凉山脚下。塔身四外壁以浮雕砖嵌砌，塔身面积达300平方米，使用3775块浮雕砖，72种图案，以大象图案为例，中间是菱形砖，四周各有4块平行四边形砖，平行四边形交叉处有4个小块菱形砖，一个完整图案用9块砖。纹饰方面，有大象莲花、擒蛇力士等。擒蛇力士图案中蛇位置不同，有在肩部、腰部等。古人将蛇昂首、俯身等形状融合。工匠对蛇的生活习性有细致观察，做蛇形状时，用突出有尖形状代表腹部，圆形代表背部。龙的图案中，龙首一仰一俯，体现动态美。金刚力士手持宝剑横卧，发型、服饰特殊，脚下云朵或莲花纹精致。长者服装上短衫下长裙，鞋云头履形状，图案雕刻精美。塔身布局人物、动物、植物糅合，内容丰富不呆板。修定寺塔图案少见直线或直角，塔檐拐角有特别雕砖，是两人形象，有双足、肚子、三只手、两个头部，像哼哈二将，两边力士表情对称相反。胡腾舞者一手上举，一手后背叉腰，整个形象非常精美。四臂金刚的肌肉隆起，展现出一幅健壮的形象。怒吼的狮子，通过嘴巴喷出的气息，体现出狮子的怒气。此外，在这座塔上，我们还能看到龙的图案、类似于中国结的图案等。可以说，在修定塔上，既有西方佛教文化元素，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统一。塔身内部由素面砖叠压，外表雕砖通过榫卯结构与塔身紧密相连，使塔身墙壁总厚度达1.7～1.8米。稳固的结构使这座塔得以长久保留。我们通过热释光对砖的年代进行了测试，发现塔身上这些橘红色砖距今约1300年，证明塔身造于唐代。也有学者根据塔基的特征提出，早在北齐时期即建造此塔，唐代对它进行了修复。修定寺塔图案融合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元素，砖雕技艺体现出色，对研究中国建筑、唐朝服饰和历史文化具有极高的价值。六、上大下小天宁寺塔天宁寺塔又称文峰塔，典型特征是上大下小，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安阳城市地标建筑。其塔基用青砖垒砌，由鹅卵石垒成的7层莲花瓣基座，呈圆形，塔身八面，镶嵌八幅精美的佛传故事砖雕图案。塔身转折处设龙形角柱，柱子用铁链加固。文峰塔建筑特色明显，屋面覆盖绿色琉璃瓦，外檐由砖雕斗拱承托出檐，不仅承托重力，还装饰外观。斗拱造型因铺作数量不同而有变化，上面一层精致，第二层简单，再往上又变复杂。塔身之上，通风窗交叉开凿，可大大减轻风力影响。塔上有容纳200人的大平台，可登高望远。塔刹为喇嘛式塔，回归印度窣堵坡造型，形成塔上有塔的建筑奇观。天宁寺塔历经1000多年未倒塌，抗震结构为古建筑提供范例。 七、明福寺塔明福寺塔，又称千佛塔，位于滑县道口镇，是当地的文化地标。明福寺塔是7层佛塔，每层塔檐为双层。其塔檐建造融合了两种风格，既有斗拱形状，又有洪谷寺塔密檐叠涩砖的形状。两层塔檐部分大量使用斗拱形状，上面还有筒瓦盖顶、瓦垄和椽子形状。塔身密密麻麻雕刻了1234尊小佛像，因此也被称为千佛塔。小佛像有双手合十、单腿跪坐、念诵佛经等形象，栩栩如生，让塔身更具灵动性。塔身上有真实的小门，门两侧雕刻有佛像。塔身下方有立柱，立柱上雕刻有仰莲、覆莲，中间加素面砖，使塔更为灵动；植物纹饰装饰，也进一步增加了塔的美观性。八、汤阴文笔塔汤阴文笔塔，位于汤阴县城关镇城墙旧址，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因塔前有大水池，形似砚台，塔身倒影入池，形成别具文化内涵的自然景观。文笔塔下是四方形塔基，基座之第二层为八面形塔身，雕刻八卦符号。汤阴是易经发源地，八卦除象征方位，也展示此地是周易文化发源地。塔身上龛楣有楹联“甲子运回奎宿雾，文笔映入碧波澄”，上款显示为乾隆甲子初夏所写，即塔建造时间。清朝时，文笔塔有了风水塔功能，象征文风。从灵泉寺塔群中带覆钵式塔顶的单层方塔，至七级密檐的洪谷寺塔，再到遍布砖雕的精美的修定寺塔、上大下小的文峰塔、双层塔檐遍雕佛像的明福寺塔、代表文风文运的汤阴文笔塔，这些塔从北齐到清代历经1000多年演变，以其卓越的风姿，展现着佛教中国化的全过程，是安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八讲《安阳古塔 匠心独妙——从佛塔看佛教建筑中国化融合发展》成功举行

2025年8月30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阳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安阳博物馆联合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八讲在安阳博物馆报告厅顺利举行。此次讲座由安阳市殷都区文广体旅局焦会敏老师担任主讲嘉宾，来自全市文博系统及社会各界的200余名文物专业人员和历史文化爱好者聆听了此次讲座。焦老师首先以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为切入点，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谈起，追溯了从印度桑奇大塔的原始形制到中国本土佛塔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她以时间脉络为轴线，从安阳地区的道凭法师双石塔、洪谷寺塔、修定寺塔、天宁寺塔、明福寺塔、汤阴文笔塔入手，讲述了安阳古塔所体现的佛教中国化历程。其中，道凭法师双石塔塔身造型稳固、美观，是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双石塔，也是印度“窣堵坡”与中国阁楼建筑早期融合的典型代表。修定寺塔塔身以丰富多彩、精湛细腻的雕砖而著称，不仅展现了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天宁寺塔塔身上大下小，在中国古塔中较为罕见；塔身砖雕上的八幅佛传故事，雕刻精湛、故事深厚，见证了安阳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汤阴文笔塔作为风水塔，代表着当地的文运昌盛，不仅是佛教建筑遗存，更是明清时期科举文化的象征，是佛教建筑功能世俗化的典型案例。通过此次讲座，大家深刻领略了安阳古塔蕴藏的巨大历史、文化、科学及艺术价值，感受到东魏至明清时期，以安阳古塔为载体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交融，对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九讲将于2025年9月举行，相关信息将通过“文博安阳”“考古安阳”“安阳博物馆”公众号、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官方网站等渠道及时发布，敬请关注。

讲座预告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八讲：《安阳古塔 匠心独妙--从佛塔看佛教建筑中国化融合发展》

本期讲座题目：《安阳古塔 匠心独妙--从佛塔看佛教建筑中国化融合发展》主讲嘉宾：焦会敏安阳市殷都区文广体旅局科级干部，中共党员。在安阳文旅一线工作20多年，主要从事文化研究、研学课程开发、讲解培训等工作。在石窟文化、家风家训等领域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曾先后荣获河南省优秀社科普及指导员、河南省优秀驻村第一书记等称号。时间：2025年8月30日（周六）  9:30-11:00地点：安阳博物馆二楼学术报告厅讲座内容：佛塔起源于古印度，又被称为“窣堵坡”，是一种倒扣钵盂状的土石建筑，东汉时期随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后逐渐本土化，成为历史、艺术与宗教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   安阳历史悠久，历史上留下了众多的佛教建筑遗迹，其中古塔种类丰富多样，时间可从北齐沿袭至清末，是安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中国最早的野外双石塔北齐道凭法师烧身塔，中国最早出现阶级塔道的灵泉寺唐代双石塔，中国早期密檐式佛塔洪谷寺塔，中华第一华塔修定寺唐代佛塔，上大下小呈伞状的文峰塔，象征文运亨通的文笔塔……    佛塔上精巧别致的砖雕工艺，“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塔檐翼角，造型别致的斗拱，是佛教中国化在建筑文化中的体现。扫码报名后续讲座信息将陆续发布，敬请关注文博安阳、考古安阳、安阳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讲座详情和精彩内容。期待与您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中相遇，共同开启这场难忘的文化之旅。 

讲座纪要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七讲:《考古学视野下的河南相州窑》

2025年7月26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安阳博物馆共同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七讲《考古学视野下的河南相州窑》在安阳博物馆二楼学术报告厅举行，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副院长明朝方担任主讲。【主讲人介绍】明朝方，河南滑县人，理学博士。现任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参加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河南淅川申明铺遗址、河南淅川王庄汉墓群、河南安阳相州窑、河南安阳西高穴遗址等考古发掘与整理项目，主要研究方向为陶瓷考古。一、序言中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以及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陶瓷文化正是这宏大叙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篇章，陶瓷器凝固了先民对自然的观察、对技术的不断追求与创新以及对审美的持续探索，被誉为“可以捧在手中的文化史”。著名陶瓷考古学家李家治先生，根据工艺和发展阶段，将中国陶瓷发展过程概括为五个里程碑：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出现；商周时期印文硬陶和原始瓷的烧造成功；汉晋时期南方青釉瓷的诞生；隋唐时期北方白釉瓷的突破；宋代到清代颜色釉瓷和彩绘瓷的辉煌成就。相州窑就处于第二和第三个里程碑之间的关键节点。了解陶瓷文化之前，需要厘清陶器、瓷器与铅釉陶的概念：陶器以普通陶土为原料，就地取土，烧成温度一般在 800°左右。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转变为另一种物质的创新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划时代标志。瓷器是中国所独有的，以高岭土为原料，烧成温度较高，需施釉且一般为一次烧成，具有胎体坚硬（敲击有金属声）、不透水等特点。铅釉陶虽表面有玻璃光泽，但助熔剂以铅为主，属于陶器的一种。分为普通陶胎铅釉陶和瓷胎铅釉陶两种。瓷器根据表面颜色可分为青瓷、白瓷、黑瓷、红釉、蓝釉等，还有彩绘类如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等。其中，青瓷釉面多为青色，白瓷是透明釉，呈现胎体颜色，胎体分为粗糙胎体（施加化妆土，如宋代磁州窑的化妆白瓷）和洁白胎体（直接施透明釉，如定窑的精细白瓷）。相州窑因时代早、烧制工艺有原始性，判断其烧制的是青瓷还是白瓷需借助科技手段综合考量。二、相州窑的历史背景（一）相州的历史沿革“相州”出现于北魏天兴四年，东魏北齐时期称司州，唐代、宋代仍称相州，金代后改为彰德府（安阳的第三个名称）。从北魏到金代，相州的行政区划在范围上有一定演变，但大致稳定，一直处在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一带。（二）相州窑的考古发现与名称由来相州窑首次发现于 1974 年 2 月，在安阳桥南边基建时被发现，当时河南省博物院和安阳地区文化局联合发掘，在简报中称之为 “安阳窑”（考古上多以首次发现的小地点命名）。1986 年，在安阳航空运动学校发掘的一座隋墓中，出土的素烧殿宇模型内壁刻划有 “相” 字，结合古代陶瓷研究中 “窑以州名” 的命名方式（如定窑位于定州、汝窑位于汝州），而当时安阳属于相州，故将其改称为 “相州窑”，用于特指安阳北朝到隋代生产青瓷、白瓷为主的窑厂。相州窑的发现可追溯至安阳殷墟的发掘，如 1929 年发掘的隋代卜仁墓（有墓志铭，时代确切且未被盗扰，信息全面）。截至 1949 年以前，小屯附近发现的隋唐时期墓葬有 170 多座，加上建国后发现的，安阳隋代墓葬数量众多。墓葬作为相州窑瓷器的流通环节，像一把 “时代卡尺”，有助于了解陶瓷文物器形演变规律，建立相州窑的发展演变序列。相州窑主窑址位于安阳市北关洹河南岸，自 1974 年发掘至今已有 51 年，经过四次考古发掘，揭露了其历史面貌，理清了核心范围。其中，1974 年发掘面积不大，出土了窑具、瓷器装饰品、明器等及瓷土和釉药等原料；2006 年发掘面积 383㎡，出土器物 900 余件；2009 年发掘面积 1300㎡；2010 年发掘面积 3300㎡。三、相州窑的考古发现（遗迹与遗物）（一）遗迹生产环节：窑炉结构：目前未发现完整窑炉。1974 年首次发掘发现一个圆形窑炉，内径约 1 米，推测为馒头窑；2010 年发掘发现一个方形窑炉底部，推测相州窑可能有圆形和方形两种窑炉，均位于核心区域。作坊：1994 - 1995 年，在灵芝村配合京深高速建设发掘时发现，面积 750㎡，清理出 5 座房子，其中 F1 是专门制作过滤和沉淀瓷泥的房间（成型环节），F2 为储存用的窖藏坑，还有晾晒坯胎的场地等，虽不属于核心区，但出土遗物与相州窑相近，属于相州窑早期窑址。堆积坑：古代陶瓷生产会产生大量废品，窑工将残次品舍弃在窑址旁形成堆积坑。如 H1、H2 灰坑为口小底大的带状坑，专门用于储存废弃堆积，这些残次品多在胎和釉上有烧造缺陷。流通环节：隋代历史仅 30 多年，先民生前活动的居住类遗址发现较少，发现较多的是墓葬。而墓葬中有大量带有墓志铭的纪年墓，能明确时代，还有非纪年墓，为研究相州窑提供了重要依据。（二）遗物根据功能分为器物和陶瓷生产辅助工具。器物：根据颜色分类，青釉瓷颜色青里泛黄，器物有碗、杯、盘、器盖、罐、三系瓶、钵（分瘦高和宽矮等形态）、豆、高足盘等，特点是饼足为空心、胎体厚重；白瓷数量较少，有罐、圈足碗、饼足杯等，器形相对单一；黑釉器主要在墓葬中发现，因器形与青釉、白釉器相近，推测为相州窑产物。窑具：起支撑作用的有窑柱，呈喇叭形、筒形等，用于支撑器物，合理利用窑内空间，使温度适宜；起间隔作用的有垫环、垫圈、支钉、托珠等，北方特色的三角支烧数量多，可分为三角形、三叉形等，一件支烧对应一件器物，且有重复利用情况，托珠则可能为节省原料和时间，多用于豆、钵、杯等；此外还有齿形、柱形支烧。四、相州窑的制瓷工艺（一）原料根据《安阳县志》记载，原料主要来自安阳西部丘陵地区（善应附近），经洹河水运至窑厂。（二）烧成种类经科技检测，相州窑生产的是瓷器，助熔剂为氧化钙而非铅，有青瓷、白瓷和黑瓷三种。（三）青瓷与白瓷的差异显微镜观察：青釉表面有开片和小气孔（釉泡），胎体紧致但有少量灰色杂质；白瓷开片和釉泡较少，胎体杂质少，窑工通过控制原  料来控制成色。色度检测：采用分光测试剂测试仪，LAB 模式中 L 值表示亮度，A 值反映红绿色区间，B 值反映蓝黄色区间。检测发现白瓷和青瓷在亮度上有明显区分，青瓷 B 值大（发黄）、L 值低（颜色暗淡），说明是有意制作的两种成色。生产规模：以 2009 年发掘的T1为例，256 件可复原器物中，白瓷仅 9 件，青瓷 247 件，故以青瓷生产为主。（四）成型此时多采用快轮拉坯，器物内壁有一圈圈拉坯痕迹。（五）装饰白釉器物数量少，几乎为素面；青瓷以素面为主，部分有化妆土；有少量印花（如忍冬纹，隋代流行）、刻花（如莲花纹、水波纹、方格纹等）、戳印纹等装饰。（六）施釉采用蘸釉工艺，器物因正烧有流釉现象。（七）烧制裸烧：器物直接放在窑床上，窑火穿过器物，无保护罩（匣钵），导致部分器物颜色深浅不一、落脏多；叠烧：部分器物内外壁有粘连，推测是层层垒叠烧制，中间用三角直钉间隔，钵、豆等用托珠；窑温把控具有原始性：部分器物存在生烧（温度未达，约八九百度）、半生烧（一半生一半熟）、过烧（烧毁）等情况。综上，相州窑是烧制高温瓷窑的窑厂，原料来自西部丘陵地带，生产青瓷、白瓷、黑瓷等，装饰工艺有素面、化妆土、印花、刻花等，装烧工艺有裸烧、叠烧等。五、相州窑的考古学意义从四个维度来看：（一）时代坐标凭借大量纪年墓葬，可确定相州窑从北朝晚期开始，隋代达到高峰，唐代衰落，为北方早期瓷业树立了可编年的标尺。其早期产品质量高，可能存在萌芽阶段或有外部技术支持。（二）器物坐标明确生产青瓷和白瓷，解决了北方隋墓青瓷来源和早期白瓷年代的学术问题。白瓷起源是学界热点，相州窑在隋代安阳生产白瓷是公认的，安阳张盛墓等有白瓷出土，西安隋代墓葬的部分白瓷也可能源自安阳。（三）技术坐标窑业生产需要原料、水源、燃料、人工、交通、市场等因素。安阳位于漳河洹河区域，具备这些条件，且邺城被毁后，可能有工匠迁移至此，带来技术，促进了相州窑发展。以濮阳李亨墓为例，其出土器物体现了相州窑制瓷技术、南方制瓷技术、丝绸之路西方文化因素与本地传统的交融，反映了东西南北技术和文化的交汇。（四）体系坐标研究者提出 “相州窑系” 概念，以漳河洹河流域为主，包括安阳境内的安阳桥窑、灵芝窑、西高穴窑等及河北部分区域，为研究北方瓷业网络提供了物质资料，也为宋元时期瓷器繁荣揭开了序幕。安阳后来的唐代窑业、宋元磁州窑系、钧窑系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六、相州窑的历史地位与展望（一）历史地位相州窑生产青瓷、白瓷、黑瓷等，器形多样（碗、盘、罐等），造型浑圆饱满（胎体厚重），装饰技法成熟，装烧技艺先进（能生产洁白白瓷，原料处理有相应技术），时代清晰，地域特色强，是中国北方重要窑厂，为唐代 “南青北白” 奠定了技术基础。（二）展望需继续开展田野考古工作，明确相州窑衰落于唐代的具体时间节点；加强多学科合作，准确判别铅釉陶种类，避免研究误差；细化发展脉络，如孔德铭老师将其分为早晚两期（以双系罐为主），但其他器物的变化及青瓷到白瓷的技术发展等仍需深入研究；探究东魏、北魏、北齐时期大量流行铅釉陶，而隋代开始生产瓷器的原因。

揭示北朝隋代安阳制瓷业突出成就——“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七讲《考古学视野下的河南相州窑》成功举行

2025年7月26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阳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安阳博物馆联合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七讲在安阳博物馆报告厅顺利举行。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明朝方担任主讲,围绕考古学视野下的河南相州窑进行了全面解读。 讲座伊始，明朝方副教授以“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论述引入，梳理了中国陶瓷的发展脉络，指出北朝至隋代是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明确了相州窑在北方乃至中国瓷业中的重要地位。 随后，讲座通过相州窑考古发现，全面介绍了相州窑遗迹和相州窑遗物，深入分析了相州窑的制瓷工艺，从原料来源、成型工艺、装饰技法、施釉技术、装烧方法等方面，结合科技检测结果，对相州窑进行了全面解读。在此基础上，讲座指出了相州窑的考古学意义：相州窑已形成“北朝肇始、隋代高峰、唐代衰落”的完整序列，首次为北方早期瓷业树立了可编年的标尺；相州窑的发现使北方青瓷产地被锁定，白瓷“最迟隋代产生”得以实证，解决北方隋墓青瓷来源与早期白瓷年代两大学术问题；六要素（土、水、柴、路、工、市）的耦合，不仅支撑了相州窑从铅釉陶跃升至高温钙釉瓷的全过程，更构成一条“南北技术交汇、东西文化融合”范本；相州窑以安阳为中心，辐射漳洹流域，形成“相州窑系”，为研究北方瓷业网络提供了物质材料，并为宋元时期瓷器的繁荣揭开了序幕。此次讲座通过丰富的考古资料和专业解读，让听众全面了解了相州窑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认识到了北朝至隋代安阳的突出物质文化成就，加深了对安阳陶瓷文化的认知。“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八讲将于2025年8月举行，相关信息将通过“文博安阳”“考古安阳”“安阳博物馆”公众号、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官方网站等渠道及时发布，敬请关注。

讲座预告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七讲：《考古学视野下的相州窑》

本期讲座题目《考古学视野下的相州窑》主讲嘉宾：明朝方河南滑县人，理学博士。现为历史与文博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参加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河南淅川申明铺遗址、河南淅川王庄汉墓群、河南安阳相州窑、河南安阳西高穴遗址等考古发掘与整理项目，主要研究方向为陶瓷考古，主持完成两项省部级、十余项地厅级科研项目，获三项地厅级一等奖，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参与编写学术著作5部。时间：2025年7月26日（周六）  9:30-11:30地点：安阳博物馆二楼学术报告厅讲座内容：相州窑是指北朝至唐代分布于安阳境内瓷器窑口的总称，1974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今河南博物院）首次发掘。多年考古工作表明，相州窑创烧于北朝，历经隋代，延续至唐初，是中国北方最早的青瓷、白瓷烧制窑口之一。其产品种类丰富，技术熟练，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色，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大规模烧制白瓷的窑口，对中国陶瓷发展影响深远。本次讲座将从安阳陶瓷简史、相州窑的考古发现、制作工艺等方面介绍相州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揭示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扫码报名后续讲座信息将陆续发布，敬请关注文博安阳、考古安阳、安阳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讲座详情和精彩内容。期待与您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中相遇，共同开启这场难忘的文化之旅。

讲座纪要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六讲:《大邺城遗址考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2025年6月21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安阳博物馆共同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六讲《大邺城遗址考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在安阳博物馆二楼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河北工作队（邺城考古队）队长沈丽华担任主讲。【主讲人介绍】沈丽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河北工作队（邺城考古队）队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邯郸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等。主要从事汉唐考古、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兼及澳门考古与历史研究。一、邺城遗址概况邺城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紧邻安阳。北魏天兴四年（401）年设立相州，即辖今河南安阳和河北临漳一带，治所在邺城。580年邺城被焚后相州治所迁至安阳，一直持续至北宋。金代设置彰德卫，元代称彰德路，明清称彰德府。1949年以后，邺城遗址所属的临漳县方划归河北省。安阳与邺城一脉相承。邺城的建设在中国古都史上具有重要价值：首先，它的建立反映了黄河下游平原上第一次出现了能够有效控制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其次，邺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多民族共同统治的大都城，其城市布局和规制影响了隋唐以后的历代都城，在我国古代都城建设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地理位置来看，邺城在中国地形图上位于胡焕庸线东部，这一区域更适合人类生存；邺城位于中国最著名的三大古都北京、西安和南京形成的等边三角形中心部位，同时又与朝鲜半岛百济时代的扶余、日本列岛奈良时代的平城京等古都处在相同纬度带。从特色地理条件来看，邺城在曹魏和北齐时期，处于陆上丝绸之路中的草原线和中原线会接的南北交通要道上，发挥了东亚地区桥头堡的作用。邺城遗址包括南北毗连的邺北城、邺南城和外郭区三部分。邺北城即曹魏邺城，历经曹魏(204～265)、后赵（335～350）、冉魏（350～352)、前燕（357～370）诸王朝，平面呈横长方形。邺南城即东魏、北齐（534～577）邺城之内城，平面呈纵长方形。这一时期，为适应都城礼仪和空间扩大之需，在内城之外逐渐形成了阔达100平方公里的外郭城，这与唐代长安城最鼎盛时期的规模基本一致。二、大邺城遗址考古“大遗址”始见于1997年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大型古文化遗址”。大遗址考古一般会涉及都城、陵墓、手工业、宗教等方面的内容。（一）汉魏时期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子袁尚后，占据邺城，开启了邺城作为重要都市的历史。邺北城遗址即为曹魏邺城。曹魏时期对邺城的营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州治时期——建安九年（204）至建安十七年（212），即曹操攻占邺城后至曹操被封魏公前。2.王都时期——建安十八年（213）至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称魏公直至去世。3.五都时期——黄初二年（221）至咸熙二年（265），曹丕称帝至曹魏灭亡。从城的情况来看，邺北城东西长2400-2600米，南北宽1700米，城东边西边各有一个门，把城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北边从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属于当时社会的上层，是宫殿、园囿和贵族聚集区，南部是平民的分布区。这一布局改变了秦汉以来都城相对无序的状态，城市出现了相对规整的划分。从墓葬情况来看，曹魏墓葬与东汉晚期墓葬一般较难区别，可明确为曹魏时期墓葬的极少，但不少兼具东汉晚期至曹魏、西晋时期特征墓葬的发现为探索邺城地区曹魏时期埋葬制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线索。这一时期的大型墓葬为西高穴二号墓，中小型墓葬形制则可见多室墓、双室墓和单室墓三大类，反映了从多室到单室的演变趋势。（二）十六国时期曹魏以后，邺城宫室遭到很大破坏。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对邺城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尤其在石虎统治期间，都城的建设更加靠近汉文化传统。从城的情况来看，首先是发现了城墙外面的包砖。我们都城城墙外面全面包砖，目前所知应该是明代的南京城，邺城城墙包砖的发现，使《水经注》中记载的石虎邺城“饰表以砖”得到了考古学的实证。在北城的南城墙底下还发现了一个潜伏城门，宽近3米、高约3.7米，青砖构筑，建造于邺北城南城墙之下，其内侧跟当时的地面衔接，外侧通到城外的壕沟，属于秘密通道性质。发现的凹形石柱，形制与雅典帕特农神庙石柱相近，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见证。邺城遗址中发现的文石，用于宫廷地面铺砌，这一传统从汉武帝时代开始，一直延续至现在的北京故宫，到清代时，或许因资源枯竭，方改用苏州金砖。十六国时期邺城周边墓葬常见规模较小、仅能容身的砖棺墓，墓葬出土有双耳罐、游牧民族使用的釜和马具等。稍大些的墓葬则为带前后室的砖室墓，出土有胡人俑。在邺城西磁县境内，发现一些窑址，出土了“大赵万岁”的瓦当和植物纹半人面，证实其为十六国后赵时期，反映了邺城周边存在发达的手工业体系。邺城佛教在十六国时期初步兴起。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收藏的后赵建武四年（338）金铜坐佛像是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中国佛教造像。邺城出土的“大赵光宅浮图”瓦当，应与当时的佛教寺院有关。  （三）东魏北齐时期东魏北齐时期邺城再度崛起，成为北中国的重要都城，就考古发现来看，就是现在的邺南城。通过大面积考古钻探和重点发掘相结合的方法，目前可以确认邺南城城墙、城门、马面、护城河、道路以及宫城和宫城内主要殿址等分布和保存情况。邺南城东西长约2800米，南北长约3200米。南城正南门朱明门是一座平面呈凹字形的双阙楼式礼仪建筑，是目前北京故宫正南门午门能追溯到的最早源流。邺南城宫城为多重环绕结构，基本确认宫城由多重宫墙环绕组成。第一重平面呈纵长方形，东西346～366米、南北长约1050米。宫城墙为复墙形式，墙宽2.4～2.5米，基础宽3.4～3.5米、深约1.9米，墙基贴砖，墙体白灰墙皮涂红彩；中间形成7.7米夹道，夹道内有1.35米宽车辙印。在宫城轴线上，发现了两座大型殿址，其中206号大殿，东西42米，南北33米，面积约1200平方米，大殿南侧道路用卵石铺成，柱础石边长约1.2米，柱径约0.8米。206号大殿与其北面的209号大殿组成两个后殿，前面则有太极殿昭阳殿两座主殿，这种组合与现在的故宫如出一辙。宫城西门（千秋门）门址面阔38.15米、进深19.6米，与北魏洛阳城阊阖门几乎完全一样，仅规模略小。赵彭城佛寺位于邺南城朱明门外大街东侧，东西南北边长大概450米，或为邺城里坊的一个标准尺度。佛寺中央偏南为塔基，东南和西南各有一大型院落，中部偏北发现一大型殿堂，这一布局是其后唐代及朝鲜、日本地区多院多殿寺院格局的雏形。手工业方面，这一时期发现大量窑址，包括安阳相州窑、临漳曹村窑、磁县贾壁窑、峰峰临水窑等，大多分布在以邺城为中心沿太行山一带。从墓葬情况来看，按照墓葬的规模可以分出特大、大、中、小4个级别。其中湾漳大墓非常考究，墓室将近50平方米，出土2000多件陶俑，墓门前两个陶俑高度超过1.4米，几近等身，墓道斜坡上绘制壁画极为罕见。这一时期墓葬特点是规模呈有序的递减，随葬品断崖式的下降。整个墓葬区的布局，都是以邺城为中心，围绕邺城在分布。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考古工作通常被视为发掘和研究的终点，但实际上，发掘研究与保护利用是相辅相成的，保护、建设与考古发掘同样重要，不同专业的人结合，可以更有效地进行遗迹保护复原、保护规划及公园规划编制等工作。邺城遗址公园的建设主要围绕考古工作展开，包括三台宫城区和南郊历史建筑的发掘与保护。目前，部分项目仍处于规划阶段，但未来有望逐步实现。邺城拥有两个博物馆，其中邺城博物馆展示了整个邺城的历史与文化。邺城考古工作的成果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遗址保护和文化建设的推动。考古工作虽然集中在某一区域，但应从更广区域考虑遗址对于文旅和研学的发展，以实现相辅相成、互利共赢。

展现大邺城遗址考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新成果——“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六讲成功举办

2025年6月21日，由安阳市文物局主办，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阳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安阳博物馆联合承办的“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六讲在安阳博物馆报告厅顺利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河北工作队（邺城考古队）队长，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沈丽华担任主讲,围绕邺城遗址考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进行了全面解读。讲座首先全面介绍了邺城遗址的概况，随后从大遗址考古的理念出发，结合都城、陵墓、手工业、宗教等遗址要素展示汉魏时期、十六国时期以及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考古重要发现，揭示出后世都城建设和宫城建设的许多规划可在邺城考古发现中找到源头，展示邺城文化对后世的重要影响。最后，讲座对邺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进行了介绍，强调其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意义：让更多人领略邺城的历史文化魅力，并为考古研究提供新的平台。通过本次讲座，听众们对邺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感受到邺城在从汉至唐历史转变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让更多人认识到了考古工作对于揭示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意义。“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七讲将于2025年7月举行，相关信息将通过“文博安阳”“考古安阳”“安阳博物馆”公众号、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官方网站等渠道及时发布，敬请关注。

讲座预告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第六讲：《大邺城遗址考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主讲嘉宾：沈丽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河北工作队（邺城考古队）队长，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邯郸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等。主要从事汉唐考古、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兼及澳门考古与历史研究。长期参与和主持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澳门历史城区等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并积极投身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特别是与邺城遗址保护利用相关的规划方案编制、博物馆展陈策划等。曾荣获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2021）”、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拔尖人才（2021）”等荣誉称号。主要科研成果：《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考古发掘报告（2010-2012）》《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邺城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在《考古学报》《考古》《故宫博物院院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类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 时间：2025年6月21日（周六）  9:00-11:00地点：安阳博物馆二楼学术报告厅讲座内容：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是曹魏至北齐六朝故都。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2019年更名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邺城考古队，对邺城遗址持续开展系统性考古工作，逐渐建立起对邺城遗址平面布局的基础认识。2023年，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开启了从孜孜不倦面朝黄土的专业性考古工作，到面向大众传播文明的新篇章。本次讲座拟从都城规划、建筑技艺、手工业生产和佛教文明等四个方面扼要介绍邺城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揭示邺城在从汉至唐历史转变中的重要地位。 扫码报名后续讲座信息将陆续发布，敬请关注安阳博物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讲座详情和精彩内容。期待与您在“人文安阳”系列讲座中相遇，共同开启这场难忘的文化之旅。